嘉靖三十四年（公元1555年）正月22日深夜，京城诏狱里一间昏暗潮湿的牢房中，一名瘦削的中年男子正斜倚着冰冷的墙壁，盘腿而坐。
他神色坚毅，面容因病与杖刑而浮肿，眼中却无一丝怯意。他的手里握着一双被劈开的竹筷，筷子前端牢牢绑着一片尖锐的碎茶壶残片。
他咬着牙，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，伴随着每一次敲击，那锋利的碎茶壶残片便缓缓刺入他已然肿胀淤青的右腿深处，脓血喷涌而出，室内弥漫着腐败的血腥气。
这些物件的来历极为特殊：竹筷，是狱卒孙儒所赠；缠绑瓷片的丝线，是狱友何成从衣服上撕下；破碎茶壶出自牢头刘时守送来的一壶“好心”茶。没有药，没有酒精，没有麻药，他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完成这一切。
这不是小说，也不是传说，而是清清楚楚记载在一位明代官员的自书年谱中。他叫杨继盛，一个真正将“忠臣”二字刻入骨血的谏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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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继盛，字仲芳，号椒山，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。他出身贫寒，自幼家道中落，父母失和，兄弟反目。早年丧母，兄嫂对他苛刻异常，甚至在他被贬之际以砖石相加。童年时的他只能靠在村塾外偷听讲学，一边放牛一边背书，一切皆靠自学苦读。
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，36岁的杨继盛高中进士，殿试列二甲十一名，等于全国第十四名，已属难得。朝廷授其为南京吏部主事，三年后调回北京，出任兵部车驾司主事。
本是青云直上之时，杨继盛却选择了另一条充满荆棘的路。
这一年，鞑靼人再度南下犯边。朝中重臣仇鸾上疏请皇帝开放马市，与蒙古进行贸易，以换取和平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：打仗太贵，不如做生意，既减少冲突，又可赚取利润。
杨继盛却极力反对。他援引明初瓦剌入寇之例，列举四条理由：其一，蒙古所售多为劣马，无实用价值；其二，贸易为幌子，强奸抢掠为实；其三，开放马市将示弱于敌，滋长对方野心；其四，朝廷无法监管市舶，百姓将首当其害。
这份奏疏言辞激烈，掷地有声。嘉靖帝虽为之一动，但终抵不过仇鸾之言。结果，弹劾者下狱，贬官发配，杨继盛被贬至狄道（今甘肃临洮）为典史，连从九品也不是。
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沉沦，也为他后来再次起身埋下伏笔。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形势再变。边患依旧频繁，仇鸾之策毫无成效。嘉靖皇帝这才意识到，杨继盛当年的上疏或许才是真言。于是数次下诏，破格提拔。
一年内，他从无品典史升为真定知县，又接连任南京户部主事、刑部员外郎，最终调入京师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。这个职位掌握着全国武官的任命与升迁，是京官中的肥差之一。
这次升迁的背后，恰恰是权相严嵩的安排。仇鸾虽曾为严党核心，但因不懂权谋、屡自其道，已失去严嵩信任，被严徐联合弹劾，死后甚至被剖棺戮尸，枭首边疆。
严嵩希望借重杨继盛之名笼络人心，岂料却引狼入室。
杨继盛抵京仅两日，便向皇帝上呈奏疏——《请诛贼臣疏》。在这份奏折中，他历数严嵩十大罪状，请求将其问罪。文末言明：若所述不实，愿以死谢罪。
朝堂哗然，百官震惊。
此时的严嵩，权倾朝野，徐阶尚处韬光养晦之际，整个朝廷几乎是严党天下。在这种局势下敢于上谏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
更甚者，杨继盛还连带批评了大学士徐阶，指出其“每事依违，不敢持正，负国也”，彻底撕破了任何党派遮掩。
结果不难预料，三日之内，他被镇抚司逮捕入狱。
嘉靖帝震怒，并非仅因奏本，而是奏中一句话：
“皇上或问二王，令其面陈嵩恶。”所谓“二王”，指的是嘉靖仅存的两个皇子——裕王朱载坖与景王朱载圳。嘉靖信道，曾得道士言“二龙不得相见”，自此对皇子格外忌惮，从未立太子。
此话一出，皇帝以为杨继盛或受二王授意，愈发忌惮。
虽然狱中解释最终打消了皇帝疑虑，但死谏已成事实，严党之怒岂容轻饶？嘉靖帝下令杖责一百，并令刑部“从重议处”。
这本就是变相的处决——在正常情况下，一百杖已足以致命。
执行时，有人送酒解痛，有人披衣遮伤，但一杖杖打下去，杨继盛终究昏死过去。两腿溃烂，肿胀难行，只得由人搀扶回牢。
按理说，朝廷命官应入“官监”，但他却被安排至条件最差的“民监”，又遭“善意”的茶水毒害，双腿迅速腐烂。
于是便有了他用筷子碎瓷自行割肉放脓的一幕。
在狱中，虽有严党环伺，但亦不乏援手。
御史张弘斋、秀才侯冕、太监赵用、同僚王西石等人轮番送药送食，提牢官丘秉文更是将他悄悄转移到稍为干净的小屋中。
尽管腐肉两碗，流脓不止，他却奇迹般撑过了两年。
而与此同时，外界也在暗流涌动。
嘉靖帝始终未在杨继盛的死刑奏本上“勾决”——这是古代决定生死的最后一笔。
第一年没勾，第二年仍不勾，似乎在犹豫，也似乎在试探。
严嵩见风向微妙，竟一度准备为杨继盛求情，以平民愤。严党震惊，群起反对，鄢懋卿言：
“徐阶得意门生，一旦当国，继盛必辅之。我辈无遗类也，养虎自遗患耳！”
连严世蕃、袁应枢等也跪求阻止。最终严嵩决定，不再犹豫，直接斩草除根。
这一年，另一位重臣张经也因抗倭不力被严党赵文华诬陷。
在张经的死刑判决书上，严嵩悄然加上杨继盛的名字。
嘉靖帝看见张经，随手批示“依律处决”，未察觉其后藏有另一人名。
杨继盛，终以“诈传亲王令旨”之罪名被处死。
行刑前，他留下一首绝笔诗：
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。 生平未报国，留作忠魂补。这一年，他47岁。
在他入狱的日子里，家乡保定巡抚艾希淳、御史徐绅等人凑银两为他置地三顷，为其家眷谋得安身之处。
其妻张氏曾上书请以死代夫，被严嵩扣压后自缢殉夫。
好友王遴在其被捕后曾许婚于杨之次子杨应箕，为其子孙谋得立身之基。
杨继盛死后，由史朝宾、王遴等人收尸安葬，忠魂得以归乡。
杨继盛不是徐阶的门生，更非党争工具。他与后来死谏的海瑞一样，皆是寒门出身，自幼受尽冷眼，以性命报国，以热血守道。
他死后七年，严嵩倒台，严党覆灭，徐阶登相，天下始知椒山之忠，忠臣之骨。
世人评价他：“烈丈夫，士之师表也。”
那么，问题回到最初：杨继盛明知弹劾严嵩凶多吉少，为何仍要一意孤行，视死如归？
也许，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只为那一腔未酬的报国之志。
他说过：“荷国厚恩，欲思舍身图报，无下手得力处。”
这一次，他终于找到了“下手得力之处”。
——以死谏，撼奸臣，以生命点燃历史的正义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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